中国反腐国际合作十年快车道

核心提示:同一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也表态，要深化反腐败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国际合作。 的另一重身份，正是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。

中国国际反腐合作曾经历了无力期、缓慢发展期直到近10年才驶入快车道。 中国将以更加积极、开放、务实的态度，推动加强国际反腐败领域合作。

中国反腐国际合作正驶入10年以来的最快车道。

6月2 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政法委书记 在出席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五届研讨会时表示，中国将以更加积极、开放、务实的态度，推动加强国际反腐败领域合作。

同一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也表态，要深化反腐败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国际合作。 的另一重身份，正是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。

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短暂的历史上，诞生过两位主席，均为中国人。2006年的年会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承办，时任最高检检察长的贾春旺当选为联合会主席；2010年的第四次年会在澳门举行，最高检检察长 当选为新一届主席。

可以说，自200 年12月10日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 代表中国政府在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上签字后，中国正式开始不遗余力地开展反腐国际合作。

根据高检院提供的数据，2005年中国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人数为70 人；到2006年时，为1670人；2007年时，更是多达4547人。截至2011年的7年间，共计抓获12162人。

2011年7月2 日，赖昌星遣返案落下帷幕，更是将中国反腐国际合作推向一个最高潮。

对于中国在反腐国际合作中的表现，检察日报曾刊文称，一些国家常以各种理由拒绝司法协助请求或者引渡，中国的积极姿态，有助于在国际合作中获得主动地位。

困 境

其实，中国也曾有过对于国际反腐的无力期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到90年代初，一批在经济转轨期间，利用手中职务犯罪的人员外逃，引起中国有关部门对打击跨国犯罪的重视。

对这些贪官外逃，该如何办？在当时，这越来越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难题：根据国际法原则，只有签订双边引渡协议的国家，才有强制力要求对方予以引渡；否则，只能靠双方友好协商，视谈判情况而定。而有些国家甚至规定，没有引渡协议，谈判也不行。

而当时的中国，对于国际反腐方面的法律、法规，可谓 一穷二白 。尽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贪官外逃情况开始严重，但中国的《引渡法》直到2000年12月28日，才正式颁布施行。

另一方面，有调查显示，1997年至1999年 年内，中国累计资本外逃5 0余亿美元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为职务犯罪非法所得，然而，《反洗钱法》一直等到了2006年10月 1日，才由人大常委会通过。

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局司法协助司龙梅处长，一年多来致力于国际间司法协助、引渡等方面的具体谈判工作。

我操作了不少具体的案子，成功的有，但总的来说难度很大。 龙梅感叹，在国际司法合作谈判时，一些国家往往会以此为政治筹码，人为设置障碍，海外追逃难上加难。

正因此，一段时间里，贪官在位期间猛捞猛刮，并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向海外转移资产，一有风吹草动，逃之夭夭外逃，成了低风险、高收益的举措。

1994年，中国终于与泰国签订了第一个有关引渡的条约，但之后，引渡问题的双边谈判，又发展缓慢。

部分学界人士的质疑，也给国际反腐的加速发展带来困难。 死刑不引渡？可按照中国刑法，他们就应当判处死刑！美国怎么可以对在中国的犯罪行为在美国审判呢？美国能否接受美国公民在美国犯罪而在中国审判？

突 破

正如这部分学界人士所质疑的，中国的国际反腐问题，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难题。

随着跨国犯罪日渐严重，加强国际合作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，成为各国共识。也正是这个共识，推动1998年的第5 届联合国大会形成一致意向：决定成立特设委员会，专门负责谈判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》。

公约里，在最为复杂的司法协助和引渡这一块，第16条建议缔约各国 努力加快引渡程序并简化与之有关的证据要求 。龙梅表示，这种规定，虽然不是强制性的，但为日后各国间进行协调提供了依据。

在历经11次艰苦的谈判后，2000年12月12日，联合国在意大利举行签署仪式，中国当天签署该公约。

之后两年，中国对文本进行了通盘研究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最后认为，中国法律与此公约虽然有差别，但无原则性的冲突。因此，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在200 年8月27日批准了这一公约。

200 年12月11日，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代表中国政府，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高级别政治会议上，又签署了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。

如果说，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》对外逃贪官敲响了第一声丧钟，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的签署,则是直接加码中国的国际腐败行为打击力度。

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分成三部分：预防、定罪以及国际合作。 公约有些条款具有很强的约束力，是国际义务。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称。

谈 判

不过，加入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，不代表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。

不少人理解为只要有了这个公约，即使两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，也可能将罪犯引渡回来，这是错误的。 长期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自力说。

他表示，公约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书，属于非强制性的，实际上还是受有无双边引渡协议的限制，即使有公约，对方也可因为没有双边协议而拒绝引渡。而这些，同样取决于两国关系和具体协商情况。

余振东就是在此背景下，由美国遣返中国。余是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，在199 年至2001年间，他伙同其前任行长许超凡、许国俊等人贪污挪用巨额公款，总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，并潜逃美国。

从2001年10月15日出逃，到2004年4月16日被遣返，余振东刚好逃亡了两年半，而中美两国司法部门为此事展开的合作、谈判、妥协直至成功，也持续了两年多。

据报道，余振东被遣返回国的中美双边协议中，有这样三个先决条件：余振东如果在中国被起诉，对他判刑的刑期不超过12年，将不受到拷打，将不被判处死刑。

这也意味着，余振东的遣返，代表中国正以全新的姿态、尽最大努力促成国际反腐的成功，而实际遣返难度，依旧超乎想象，且根本不是一纸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便能解决的。

事实上，这一时间，与中国签署双边引渡的国家，只有泰国、蒙古、老挝、菲律宾、南非等少数国家，很多被出逃者视为理想避难所的国家，比如美国、加拿大等，都不在其列。

硕 果

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，如果还要继续将其他外逃贪官引回，同样也只能是如同余振东案一般，就不同个案的实际情况，分别签订有关协定。

好在，中国在尽最大努力。比如，各国都要求死刑不引渡，中国也逐步开始承诺死刑不引渡。2005年11月，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首次出现了涉及死刑犯引渡问题的条款，表明中国第一次承认并尊重了 死刑犯不引渡 的原则。

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武大伟说，缔结这个条约，对于中国有力打击犯罪，特别是外逃的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意义重大。

此后几年，中国又主动、积极与国外司法部门合作。2008年，中国与法国、澳大利亚、葡萄牙签订的引渡条约相继生效，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。2008年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探索实施了对外逃人员的 劝返模式 。

赖昌星遣返案，无疑也与中国政府屡次作出承诺有关。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介绍，早在朱镕基任国务院总理时，中国就做出了不判处赖昌星死刑的承诺。而在此后反复的谈判中，中国在原先承诺不会判处死刑、不会对赖昌星进行虐待的基础上，又破例承诺，允许加拿大使馆派人定期探视没有加拿大国籍的赖昌星，并旁听法庭审判。

实际上，早在赖昌星被遣返之前，中国涉贪腐外逃人士被遣返之坚土，就已有松动迹象。2010年1月1 日，涉嫌冒充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诈骗的崔自力，乘坐加航AC029次航班飞抵北京，成为首名被成功合作遣返逃犯，并于2010年8月1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

他的同案犯邓心志，亦在此后不久被遣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前一直被认为可能会被判死刑，至少会被判死缓的邓心志，最终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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